1. to have(many) irons in the fire： to have a lot of activities going on at the same time(同时有许多事，想马上全部做完，但又不知从何开始，似乎忙得不可开交)
　　Don't bother him because he has many irons in the fire. (別打扰他，他事情太多，忙得很！)
　　Some people even like to have many irons in the fire. (有些人喜欢有很多事忙忙碌碌。)
　　2. to talk over (one's) head(s)： to use large or big words so that audience will not understand exact meaning(指所谈论的内容过于专业或高深，非一般人可以理解；也指有人为了表現自己才学非凡，故意谈些高深理论或用些难字，吓唬別人)
　　Dr. Lee's lecture was so specialized that he almost talked over our heads. (李博士的演讲太专业了，几乎使我们无法理解。)
　　In order to show his profound knowledge he talks over my head. (为了表現他的学问高深，他故弄玄虚。)
　　3. to put (something) back into (in) its cage： to put something under control (可以控制某件事情，多半指政治、健康等)
　　We are trying to put inflation back into its cage and our economy is on the mend. (我们正在设法控制通货膨胀，同时改善我们得经济。)
　　Diplomats and politicians need to put aggression and hostility back into its cage. (外交官和政客应该收敛攻击和敌对的行为。)
　　4. to keep (one's) fingers crossed： to hope something good will happen (祝福某人好运或一切顺利。把食指与中指交叉，祈求好运，是老外的迷信，但在写信或正式场合，多半是用“I wish you best (good) luck！”或“Good (best) luck to you！”)
　　He keeps his fingers crossed hoping his father will send him more money. (他盼望有好运，老爸能多寄点钱给他。)
　　Many people have been keeping their fingers crossed that we can live in a peaceful world. (许多人都在祈求好运，盼能在和平的世界里生活。)
　　5. to stretch (one's) legs： to relax or to take a short break (久坐后，把腿舒展一下，或稍微休息一下)
　　Let's take ten minutes to stretch our legs.(让我们先休息十分钟。)
　　May I take a break so that I can stretch my legs？(我可以休息一会儿伸伸腿吗？)
　　During the a long flight from the US to Taiwan， I normally stretch my legs every two hours. (在从美国到台湾的长途飞行中，我通常每两个小时起身走走。)
　　6. to read between the lines：to interpret the hidden meaning or a hidden message； to discern the true fact (从字里行间体会隐含的意义；领会言外之意或能了解其中的真正意义)
　　As you look at this poem， be sure to read between the lines. (读这首诗的时候，要从字里行间去体会它的含义。)
　　After he re-read the love letter between the lines， he realized that he was dumped by his sweetheart. (重读情书之后，他终于明白他已经被情人抛弃了。)

和老婆商量了时间的安排，以后周一到周五白天带孩子，晚上到楼上准备我那还没考的高口的口译（笔试过了都快两年了），同时向老爸讨教玉器方面的知识。周六周日当然肯定继续地狱般的教课生活（每天十一个小时的课，课与课之间几乎不间断）。

不错的打算啊，总算能change pace一下。

资产阶级朽而不凋已经上百年了，在美国的资产阶级压迫下，无产阶级人民群众过着水生火热的痛苦生活，他们每天在被那些大富翁们剥削着剩余价值，惨啊。

再来看看我们的社会主义大家庭是多么的温暖啊。虽然是初级阶段，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过着美国资产阶级剥削者的生活，我们住的房子最起码房价是和资产阶级同步的！！！！

美国房地产市场崩溃，也让人见识了什么是便宜的房子。以下选择的，是汽车之都底特律的独居房子。这一城市，因为大量工人失业，房子已经和白拣一样。如果看市场标价的话，大部分中国的民工都可以买得起。

下面几栋，是价格五百美元左右的房子。破旧一些。但缴一百美元首付，每月支付二美元的房地产贷款即可。

下面一组，则是五千美元左右的房子。一千美元的首付，每月偿还二十四美元的房地产贷款。

再下面几栋，是带游泳池的房子，贵一些，比如这栋三万七千美元。

下面这栋快五万了。

如果你觉得自己挺有钱，下面这栋组图是二十二万美元的房子，一个月要偿还一千美元的房地产贷款！

都是无产阶级啊，差别怎么就这么大呢……

我一直不喜欢鲁迅，可又说不上来，后来得知日本人力挺鲁迅，因为他把中国人批判到了极端，很是符合日本人的论调。

但是也不足以支持不喜欢的理由，最近读了薛涌的新书《学而时习之》，这才恍然大悟。俺的知识还是不够宽阔啊，心理的感觉这么多年了才找到真正的原因。

中国的知识分子正如薛涌所说，站的太高了，已经脱离了百姓，他们是用高高在上的口气来对老百姓说话，而不是群众中的一员。（看来当年把知识分子都下放是有一点点道理的，虽然做法极端和太不理性了。）

读书为了什么？千古来的读书人骨子里都没有变过。

这次的雪灾更是让我看到了这点，那些忧国忧民的人呢，在雪灾时怎么不去救助一下那些被困在火车站和高速以及铁路的人们呢？

如果他们真如他们平时所说的，那何至于一碗白开水卖50，广州火车站的方便面竟然政府出面：限价不得超过50元！！！！！

荒谬啊，对于这样的事情，知识分子们怎么就不说话了，政府里的官员不都是知识分子么，怎么就没人想想啊。

没有人文关怀，几乎是全中国知识分子的通病。

也许中国人是该都反省反省。

薛涌书中的序言之一：

http://blog.sina.com.cn/xueyong

中国现代史上，有两次启蒙运动。一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次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新启蒙运动。这两次运动，都带有强烈的反传统、反儒家的色彩，虽然都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但也都误导了我们的文化。因此，我在本书中则提出儒家启蒙主义的理想。

现代世界是启蒙主义的产物。中国要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就必须把自己的传统和启蒙主义相衔接。遗憾的是，我们心目中的启蒙，基本上是以理性为中心的法国启蒙主义。而为现代社会作出更大贡献的英国启蒙传统，则往往被忽视。

本书的一个基本目标，是寻求儒家传统和英国启蒙主义衔接的途径。我将引述一些西方学者的研究证明：英国启蒙主义的核心，不是理性，而是“德”(virtues)，或者“仁”(benevolence)。这和孔子的学说大有相通之处。中国知识分子拥抱法国的启蒙主义传统，一大原因就是他们早已丧失了孔子的精神，骨子里还是韩非笔下的法术之士。而法术其实就是一种理性。

为了澄清这一问题，我举例分析了当今“主流经济学家”在对待市场经济问题上“无德一身轻”的心态、以及他们对亚当.斯密的误解，并证明为什么孔子的“德”和“仁”比为他们津津乐道的市场理性要重要。

主流经济学家对市场经济的描述可以简要概况如下：最有效率的经济，就是亚当.斯密所谓的“看不见的手”所支配的自由放任的经济。在这种经济中，国家干预被压缩到最小的程度，每个人都按照市场规律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只要这种经济行为是在法律的范围之内，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就会自动增进全社会的利益。所以，茅于轼会出来说：“首先保护了富人的利益才能保护穷人的利益。”当老百姓为社会公平质疑市场规则时，有些“主流经济学家”就把这些民间意见斥为“非理性”，要求政府加以控制；张维迎则声称“正确的观点不需要投票”，暗示制定公共政策不需要公共辩论和民意的认同。

如果你拿《韩非子》中的《和氏》拿来对照一下，就发现他们完全遵守着韩非的理论：掌握着法术（也就是理性）的人，天生要为“群臣士民”所嫉恨。但法术对君主好、对国家好。贤明的君主要敢于撇开“群臣士民”的公共意见，任用法术之士。说白了，“主流经济学家”懂得“市场经济”，老百姓出于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反对。一个有能力的政府，就应该顶住老百姓的压力，让“主流经济学家”们来设计老百姓的生活规则。

这一精英只对最高权威负责而不对民众负责的信念，在法国启蒙主义的传统中同样能找到充分的支持：人类的理性，足以设计一套完美的制度。我们只要找到一个无所不在的权威，强制让社会在这样的制度中运行，一切也就万事大吉。在经济上，这套制度当然就是以“看不见的手”所指挥的市场经济。

然而，这不过是把亚当.斯密法国化了。不错，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市场经济是我们所知的最有效的经济体系。绝大部分经济上的成功都必须以此为基础。但是，市场经济并是一套不完美的体系。这种不完美，也不断被现代经济学家所发现，如“信息不均衡”等等。当然，这也意味着还有许多我们如今尚未意识到的不完美，在未来的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中还会不断被发现。所以，成功的市场经济，大多镶嵌在民主制度的框架之中：当市场竞争出现显而易见的不公平结果时，市场经济的参与者们不是等着经济学研究中不可预期的成果来澄清问题在那里，而是通过另外一套游戏规则，即投票的政治过程，对市场竞争的规则和结果进行修正。在这样的民主国家，制定任何涉及老百姓生活的公共政策，比如全民医保、最低工资、义务教育等等，都必须经过充分的政策讨论，而非几个诺贝尔奖得主如同法术之士一样在密室里设计、然后交给最高决策者实施。同时，人们面对市场竞争的不公平结果时，绝不是盲目遵循“看不见的手”的规则，而是根据自己的价值作出道德判断，必要时通过非市场的手段进行适当修正和补偿。从卡内基到盖茨、巴菲特等市场经济历史中最成功的人士，都把自己在市场竞争中的所得以非市场的方式回馈社会。

这一切，来自于英国启蒙中的“德”与“仁”，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道德理想。从休谟、Shaftesbury、Hutcheson，到亚当.斯密，这些英国的启蒙思想家虽然在具体观点上多有不同，但他们大致都强调：理性不过是道德情操的工具，是更有效地表达和实现这种情操的手段。理性对现实危机的反应往往太慢，人们必须根据自己的道德本能作出决定。比如，亚当.斯密不仅仅是位经济学家，更是位道德哲学家。在《国富论》出版前，他的《道德情操论》已经出了四版；而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也几乎全部投入对《道德情操论》的大规模修改，足见他对此书的重视。根据学者们最近十几年的研究，他在不同的著作中使用“看不见的手”主要有三次，多是带有讽刺意味。从最积极的层面上讲，所谓“看不见的手”，不过是他心目中的一个理想秩序。在这种秩序中，人们可以自由放任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同时自动造福于社会。但是，这种理想秩序的基本前提，就是在这种秩序中竞争的人，天性中有他所谓的“道德情操”，能把增进别人的幸福视为人生最大的满足。或者说，增进别人的利益就是增进自己的利益。这其实就是把社会当作一个有机的共同体、把所有人都视为自己手足的道德情操。到了晚年，他深感这一人性的假设过于乐观，渐渐放弃了“看不见的手”的想法，反而开始寻求“看得见的手”，即道德权威，来领导社会。

我所谓的儒家启蒙主义，也正是从这个脉络而来。由“看不见的手”所导引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即使真存在的话，也是一种君子之间的游戏规则。西方市场经济的成功，多多少少也归结于在人家社会里的君子比较多、成为社会的主导。比如卡内基、盖茨、巴菲特，都把自己一生所得捐献给社会，用以促进别人的幸福，并从中获得人生的满足。西方文化培养了这样的君子。而我们的文化中，则造就了大量的小人。这当然并不是说西方社会的人都是君子，中国社会的人都是小人。每个社会都有道德高尚之士，每个社会也都有大量的罪犯。但是，一个社会为君子所主导还是为小人所主导，是君子多还是小人多，这样的差异还是判然可分的。对此，我在书中也举出了若干见证。而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从各个阶层的行为中，也都能获得类似的见证。所以，我们真要希望有一个市场经济的自由社会，就必须满足这种社会的先决条件，培养君子的“德”与“仁”。

那些极端民族主义者们肯定会攻击我在诋毁中国文化。其实，是他们背叛了孔子。孔子是对自己所生活的社会和文化有极强的批判精神的人。他如果活在今天，他对我们的社会和文化的批判恐怕远比我要强烈。认真读一下《论语》就明白：这一切原本都在他的预言之中。他早就说过：“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大意是，如果以政府的敕令和刑罚来进行统治，老百姓会谨慎小心、躲开麻烦，但同时都丧失了耻辱之心。如果以德来引导人向善，以礼来约束人的行为，老百姓不仅知道耻辱，而且知道自我改善。孔子身后的君主专制和官僚政治，当然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如果这样的政治秩序没有导致现今的无耻社会，那只能说孔子错了。

以我们今天的后知之明，我们也只能说：这一切被孔子不幸言中。他的伟大，正在于这两千多年前的预见。中国文化的复兴，也要求我们回到孔子的原点，推动一场儒家的启蒙。

如上所述，儒家启蒙主义，有赖于把孔子的学说和英国启蒙主义传统相衔接，培育和发展我们社会中的“德”与“仁”，即“道德情操”(moral sentiments)和“社会情感”(social affections)。我这里更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德”与“仁”的培育和发展，必须基于面对面的小社区中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亲情和纽带、以及同舟共济的一体感。

在我看来，回归基层社会的共同体精神有两个过程，一是体制上的，一是道德上的。如今在市场经济的改革中，政府要从社会中退出。这种退出，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表现为给企业或个人的经济行为更大的自由。这导致了中国经济奇迹般的起飞。但是，仅仅作到这一点，并不能摆脱我们失败的历史。要知道，明末以来，中国发达地区的经济，在自由度上与今天相比并不逊色，也创造了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所有这些都未能避免日后的失败。要突破我们历史的局限，就必须再往前走一步，给基层社会共同体以更大的自治权利，比如农村基层选举的展开，城市内拥有房产的业主的社区自治，工会和各种行业协会的自由组合，等等，都将刺激共同体的成长。这样，各种大大小小的基层共同体，就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构筑起对个人权利的第一保护层，对外可以集体和国家权力讨价还价，对内可以培养人们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社会的能力，培养同舟共济的共同体成员之间彼此的责任和情感。

在道德上，这种“德”与“仁”的精神资源，绝不能从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中获得，而必须在小民百姓中挖掘。我一贯认为，知识分子代表了中国文化传统中最丑恶的成分。他们本质是都是韩非理想中的法术之士，自以为掌握着某种国家理性，总想着获得超越共同体自治的权力、干预老百姓的生活。钱穆和鲁迅，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中，在人格和学术上都属于保守派或激进派之中的佼佼者。但如我书中要分析的，钱穆对中国历史的吹嘘，如同痴人说梦；他对西方民主和中国传统不相融的判断，也早已被东亚民主化的进程所否定。而鲁迅对老百姓的冷血，更不应该在未来中华文明中有任何位置。知识分子的精神被君主专制腐蚀至今，几乎无药可治。

唯一的出路，就是向最基层的小民百姓学习。正如我在《中国文化的边界》一书中所指出的，日本现代性的生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江户以来一系列知识分子把眼光转向民间。比如日本国学派大师本居宣长，强烈推动日本文化从中国文化的影响下独立。但他对中国文化的批判虽然到了彻头彻尾地激进，对孔子却几乎不置一微辞。或者说，他对中国文化的批判，是因为这种文化背离了孔子的精神。这和上面所提到的孔子的预言，也基本是一致的。本居宣长自称“小人”，着力从民间挖掘小人之德。后来明治年间的人类学家柳田国男，则认定“日本精神”在大都市和上层社会已经不存。他于是走遍偏远的农村，试图记录和保存这种精神。在中国，又何尝不是如此？几年前的一个矿难中，井底一个矿工临死前把自己的帽子交给身边的同事。这位幸存的同事最后把帽子转交给了他的妻子。妻子拿到帽子，见上面写着几行字：“孝敬父母，带好孩子，还张主任200块钱….”另有湖南老汉李绍为，为了把客死异乡的同乡带会家安葬，千里背尸，其信义与忠诚，感天地泣鬼神。（薛涌，2006: 23-28.）这里的文化精神，在知识分子里哪里还找得到？毕竟中国社会很大很深，官僚机构和国家权力即使不断侵入，也有鞭长莫及之处，所以这种小共同体内同舟共济的道德情操，才在最基层幸以保存。我在对《论语》的逐章评论与研究中反复指出，孔子及其门徒的许多言论，都是旨在保持小共同体内的亲情和道德规范。这是常常为历来的孔子研究者所忽略的，也是我所谓的儒家启蒙的最可贵的精神资源。

儒家的“大”和“小”

人们历来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或者东林书院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来描述儒家的入世精神风格。但是，我们不得不回答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儒者，其关怀应该是由“家事”而及于“天下事”呢？还是由“天下事”而及于“家事”？是由“小”及“大”？还是由“大”及“小”？

我们所面临的全球化时代，已经根本上转化了儒家的的“天下”观念。回答这一问题具有重要的现代意义。

当儒家传统在大一统的君主专制秩序中展开后，儒家的主流就着眼于“大”，注重于“天下”，并常常忘了“小”。更重要的是，在儒家的“修、齐、治、平”或“家、国、天下”的序列中，根本就没有社会基层共同体这个概念，没有村的概念，没有自己所生活的社区的概念。欧洲的国家意识形态，是从对patria这种小到一个村子的社区的忠诚开始的。孔子所提出的“兴灭国”中的“国”，其实也包含了千人以下的小共同体。但是，由于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政治秩序迅速形成，“国”的含义转化了，儒家被这种政治秩序扭曲了，再没有一个概念可以用来描述共同体。“家、国、天下”的序列实际上体现了基层社会的破产。这种基层社会的破产，腐蚀着我们的文明的根基。

科举制度建立后，读书人最大的理想就是通过考试进入国家官僚机器。当这批精英进入官僚体系内以后，他们能作的最低的官位基本上就是县官。县官和其他官位一样，必须严格按照回避制度来任命，至少要离家乡一定的里程以外。这种制度设计并没有如预想得那样防止腐败，而是保证这些县官和自己所生长的地方社会无任何联系。他们到外乡代表国家权力统治地方社会，任期越来越短，到了清代甚至在一年以下，没有机会和时间发展出对所统治的社会的基本知识，更难以与之建立感情纽带、形成共同利益；甚至因为方言之故，语言也不通，很难服务于地方社会。相反，他们是作为掠夺者的身份出现，使命是把地方社会的经济资源汲取上来转运到中央。

当然，这些人卸任回乡后，常常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为“地方利益”说话。但是，他们此时的权力资源，仍然来自于在官场中的关系、官僚制度所赋予他们的政治特权，而绝非地方社会对他们的爱戴和支持。所以，这些人有强烈的城居倾向，以求接近权力中心，很少留在农村。这一趋势，在江南地区格外明显。（Yong Xue: 246-300.）他们所谓的服务于地方，其实多是服务于自己，即运用自己的地位从官府获得好处，欺压当地百姓。地方社会并无控制和约束他们行为的力量。

在这样一个“事业格式”(career pattern)中，士大夫的意识形态当然是“以天下为己任”，不会把建设自己所生长的社区作为人生使命。当现代学者以“知识分子”的概念来发挥这样的士大夫精神时，又很容易创造一种幻相，使人们觉得真有那么一种只考虑社会整体利益、国家利益、或者天下兴亡，而彻底超脱于个人利益的“知识分子”存在。风流所及，在现代中国史上就出现了许多生活得远比老百姓优越、却一天到晚觉得自己“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的精神贵族。在这一传统的影响下，地方社会就更加被忽视。最近二十年，甚至在传统派中还生出一种“中国文化不足以救中国，但足以救世界”的说法，其使命感离地方社会越来越远。其实，这不过是因为这些人无法胜任对社会基本的职责、有了挫折感后幻想着统治世界的病症而已。他们需要的是进行心理治疗，不值得在这里细论。不过，这种人的存在，这种论调的流行，也说明了中国文化走到了怎样的绝境。

而在现代世界成功的国家，多是建立在强劲的、充满活力的地方社会的基础上。看看最近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布什都是在受了常青藤的精英教育后，回乡扎根，从草根崛起，最后成为国家的领袖。如今总统大选中风头正劲的奥巴马，从哈佛法学院毕业，当了大学教授，然后成为地方社区的组织者(community organizer)，在地方选举中崛起，成为全国的政治明星。跳过在地方社会的经验和业绩，在美国很难成为一个成功的民选政治家。这里的原因，就是上面所讲的，美国政治权力的重心在基层，“一切政治都是地方政治。”

这一点，在西方迈入现代社会的门槛时就表现得非常清楚。比如，在十八世纪后半期的英国崛起的工商阶层，有许多出身卑微。他们在超越地方社会的国际贸易中获得了巨额财富，成为最早的“世界公民”。但是，他们马上意识到，即使他们统治了世界贸易，也必须扎根于地方社会，以获得足够的政治影响力；同时，他们在思想上也对启蒙学者们所反复强调的“社会情操”极其认同。于是，他们用在海外贸易的利润，购买国内土地。这种投资的回报比贸易要少一半。他们的目标并不是购买土地本身，而是运用这些土地改造地方社会，使自己从社会的边缘变成主流的“绅士”，获得与其财富相应的政治地位。为此，这些商人成立了农业研究小组，学习最新的农业技术，亲自面试招募佃户，手把手地教佃户新技术的应用，推动了当时的“农业革命”，并大量捐献于当地的慈善事业。这种“实用启蒙”(practical Enlightenment)令人信服地证明：他们的贸易行为并不仅仅增进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且实质性地改善社会和普通百姓的生活。也正是如此，他们中有些人成为了地方的领袖，被选入国会，登上了全国政治的舞台。可见地方社会的力量对当时的政治经济体系是多么重要。(David Hancock: 279-347.) 这一启蒙主义的实际面向，一直为人们所忽视。但正是这一传统，深深塑造了当今的西方社会。

先秦儒家所强调的，其实也是地方社会中的这种道德情操。所谓“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等，都是由“小”及“大”，从面对面的社会中人与人彼此之间的道德承担，探索社会秩序的基本原则。社会基层共同体的自立、自足、免于外来权力的干预之精神，本是儒家的根基。

儒家的入世精神，首先在于积极参与基层的公共事务、解决具体的问题、创造生命共同体的能动性。如果说儒家有什么现代意义的话，这恐怕是其最重要的现代意义之所在。全球化的进程，对世界各地的基层社会都提出了挑战。人们不得不思考：那些跨国企业，如果对任何地方社会都缺乏责任和承担的话，是否会腐蚀基层共同体的自立？我们是要一个人与人每天早晚问安、彼此关照的步行街？还是要一个没有面目的汽车疾驶而过、车轮溅起的污水泼到了行人身上的大马路？怎样让效率和理性服务于我们的道德情操？怎样使全球化的进程强化而不是削弱面对面社会的亲和力？当你在弄堂里开一个小混饨铺、为你的邻居提供早点时，任何一个孩子吃了你的东西后得病，你都会感到羞耻、内疚，在街坊邻居面前抬不起头。但是，当你制作的产品漂洋过海、在一个你事先不知道名字的国家毒死了几个儿童时，这些无辜的生命对你而言就是几个干巴巴的数字。你要算的是赔多少钱、丢了多少生意。人的面目消失了。在这样的时代，我们怎样建立直面一个生命时所应有的感情？孔孟之学，正是诞生于一个面对面的社会急剧转化为背对背的社会的时代、一个温情消失、冷血的理性统治的时代。这与我们面临的时代是何其相似？他们为之而挣扎的问题，也是困惑我们心灵的问题。

当今的中国，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许多人类生存所面临的基本问题，都应该重新讨论。比如，什么是人？什么是社会？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应该怎样？社会与政府的关系应该怎样？指导我们生活的原则是什么？生命的意义是什么？这些问题，是孔子面临的问题，也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面临的问题。我们读这些先哲的著作自然感到亲切。人有回归古典的天性。社会变动越剧烈，这种天性中的回归要求就越强烈。这也是我们今天要重读《论语》的原因。